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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高院發布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條(附全文)和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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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高院發布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條(附全文)和十大典型案例

423日上午,省法院召開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新聞發布會,省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吳錦標介紹了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條制定的背景、主要內容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省工商聯二級調研員楊青山通報省工商聯與省法院共建協作有關情況 ,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魯統民發布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大典型案例,省法院二級巡視員、宣傳處處長鄭紅軍主持新聞發布會。

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條

1.強化平等保護司法理念。爲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平等的司法保護,確保訴訟地位平等、訴訟權利平等和法律適用平等。避免以保護國有資産、維護公共利益爲由忽視民營企業正當訴求,切實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的財産、人身權利。

解讀:服務保障民營企業發展,關鍵在于落實“平等保護”的理念。很多小微民營企業經營者反映,他們在與國有企業、大企業發生糾紛時,往往受到不平等對待。因此,《十條》開宗明義強調要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端正司法理念,消除民營企業疑慮。

2.遵循謙抑審慎司法原則。堅持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准確把握非法經營、合同詐騙、逃稅、行賄等犯罪的構成要件,審慎采取刑罰手段,符合認罪認罰從寬條件的依法從寬處理。依法及時審查涉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申訴案件,堅決糾正冤案錯案。

解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關乎民營企業生存,必須嚴格把握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慎重采取刑罰手段,防止輕易入罪,即使入罪也要准確把握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避免輕罪重判。同時規定依法糾正涉民營企業冤錯案件,提振民營企業家發展信心,暢通救濟渠道。

3.依法規範強制措施適用。慎重適用刑事強制措施,善于運用非羁押措施,對已羁押但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及時變更強制措施。嚴禁超範圍、超標的查封、扣押、凍結企業財産,除依法需責令關閉的企業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爲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

解讀:實踐中,無論是對企業財産的查封、扣押、凍結,還是對企業家人身采取強制措施,不同程度存在不規範的問題。因此,本條旨在對各審判領域適用強制措施進行規範,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生産經營的影響。

4.依法鼓勵支持市場交易行爲。准確判斷各類交易模式和交易結構創新的合同效力,嚴格限制認定合同無效的範圍。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的合同,允許當事人在判決前補辦手續,盡量促使合同合法有效。

解讀:司法實踐中,一些法官還沒有從經濟交易的“管制型”思維中走出來。只有交易盡可能多地達成並順利完成,市場才有活力。本條旨在強調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基礎地位,從鼓勵市場交易的角度去判定合同效力,盡量降低民營企業交易風險。

5.依法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法審查金融機構斷貸、壓貸、抽貸等行爲,積極運用調解等解紛方式,促使銀行與企業共渡難關。依法審查小額貸款、融資租賃等公司的經營行爲,保障民間融資對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依法審查企業之間借貸的法律效力,保護企業因生産經營需要進行的臨時性資金拆借行爲。對民間借貸中以不合理收費突破或變相突破法定利率紅線的行爲,依法不予支持。

解讀:這是民營企業反映最多、最頭疼的問題。該條圍繞融資難和融資貴,規定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依法規範金融機構抽貸等行爲;鼓勵發揮民間金融的補充作用;依法保護企業之間的臨時性資金拆借行爲;限制高利貸、套路貸等不合理收取高息的行爲。

6.依法處理涉企業互聯互保案件。在擔保案件中,擔保人提供一般擔保、債權人只起訴擔保人的,應當追加債務人爲共同被告;擔保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債權人只起訴擔保人的,可以追加債務人爲共同被告。在執行案件中,債務人有可供執行財産的,優先執行債務人。

解讀:實踐中,民營企業互聯互保案件多發、高發,在我省尤爲突出,很多優質企業因連帶擔保陷入經營困境甚至倒閉。本條旨在避免“處理一個擔保案件,倒閉幾個優質企業”現象。在擔保案件中,債務人有可供執行財産的,理應成爲第一順位還款責任人,不能僅僅因爲債務人財産難變現而擔保人財産易執行,就首先考慮執行擔保人。該條同時對一般擔保和連帶擔保案件作了規定,在連帶擔保方面有所突破。對于連帶擔保案件,只起訴擔保人的,可以追加債務人參加訴訟,意在避免債務人不參加訴訟,導致事實難以查清,也防止債務人和債權人合謀損害擔保人利益。

7.依法加強企業知識産權保護。加大對各種侵犯知識産權行爲的懲治力度,完善符合知識産權案件特點的訴訟證據規則,著力破解權利人“舉證難”問題。建立以知識産權市場價值爲指引的侵權損害司法認定機制,提高知識産權侵權賠償標准,著力解決知識産權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的問題。

解讀:很多民營企業家對加大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力度、鼓勵自主科技創新呼聲很高,普遍反映知識産權案件存在舉證困難、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等問題,本條圍繞民營企業反映強烈的問題做了針對性規定。

8.依法維護政企糾紛中的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對行政機關違反協議、承諾違約毀約的,依法支持民營企業合理訴求。妥善審理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引發的各類案件,因上述原因導致涉民營企業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持民營企業返還投資權益或賠償損失的請求。

解讀:政府在招商引資後違反承諾、協議的現象很多,嚴重影響營商環境的優化。本條不僅明確規定支持民營企業合理訴求,而且規定因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履約的,依法支持民營企業返還投資權益或賠償損失的請求。

9.加大涉民營企業債權案件執行力度。充分發揮執行聯動機制的作用,加大對惡意逃廢債務被執行人的執行力度。企業已經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義務的,及時屏蔽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對確無償債能力且無規避執行、抗拒執行等違法情形的企業經營者,不發布爲失信被執行人。

解讀:本條重點從充分保障勝訴企業合法權益、讓履行義務企業盡快恢複信用、准確把握失信被執行人認定標准三個方面作了規定。

10.暢通民營企業糾紛解決渠道。提高訴訟服務水平,推行訴訟服務網上辦理,實現立案、交費、送達、保全等訴訟服務網上辦理、一次辦好。加強人民法院與非訴解紛機構的協調配合,加強與工商聯的溝通聯絡,建立共建協作機制,充分發揮商會、行業協會等組織的作用,促進民營企業糾紛的多元高效化解。

解讀:解決民營企業的糾紛,司法不能包攬一切,也要充分發揮其他糾紛解決途徑的優勢。因此,本條一方面規定了優化訴訟服務的內容,另一方面規定了訴調對接的內容,要求加強人民法院與非訴解紛機構的協調配合,尤其是強調和工商聯的共建協作問題。

 

服務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十大典型案例

一、周某、黃某挪用資金宣告無罪案

(一)基本案情

周某任威海某模具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長,同時還擔任某鍾表公司、某實業公司、某模塑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公司沒有獨立的財務部門,財務工作均由某鍾表公司的財務處統一管理。因某模具公司成立驗資時部分資産不符合驗資規定,某實業公司便轉入58萬余元進行驗資,驗資後該筆資金繼續留在模具公司作爲流動資金使用。後期爲滿足經營需要,某鍾表公司爲某模具公司支付設備、裝修、職工社保等各種款項共計48萬余元。2008年,因某實業公司的銀行貸款到期,作爲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周某安排財務人員黃某將某模具公司賬戶內的500萬元通過某鍾表公司轉入某實業公司,用于償還貸款。20173月,模具公司彙出的500萬全部回款,鍾表公司與模具公司之間的往來資金全部結清。

20182月,威海市環翠區人民檢察院以挪用資金罪將周某、黃某訴至法院。檢察機關指控周某利用擔任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職務便利,個人決定並指使黃某將某模具公司款項轉入某鍾表公司,致使該500萬元被某鍾表公司用于生産經營,二被告人從某鍾表公司領取工資及分紅,屬挪用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應以挪用資金罪追究刑事責任。

(二)裁判結果

威海市環翠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周某作爲某模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經公司董事會研究等法定程序,擅自決定並指令黃某將模具公司500萬元資金挪至其他公司使用,屬于企業經營行爲,該行爲違反公司法,如果給公司造成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但現有證據無法證實該二被告人從挪用行爲中謀取了個人利益,其行爲不構成挪用資金罪。判決被告人周某、黃某無罪。一審宣判後,檢察機關以某模具公司並非某鍾表公司關聯公司,周某以個人名義決定將款項挪用應承擔法律責任;周某、黃某在鍾表公司和實業公司都占有較大股份,周某將涉案資金挪用給其占有股份的公司使用,屬謀取個人利益行爲爲由,請求依法改判。

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周某決定將模具公司的資金調配給鍾表公司使用,雖屬“個人決定將單位資金借給其他單位使用”的行爲,但認定二人構成犯罪還需符合謀取個人利益這一法定構成要件。首先,某模具公司從2008年建立之初就沒有獨立的財務機構,其財務受鍾表公司統一管理。從查明的事實看,作爲多家公司董事長的周某始終將模具公司與其他關聯企業一並管理運作,其調用模具公司500萬元更傾向于爲了集團企業整體利益的經營需要。在此前提下,認定其具有挪用資金爲個人謀利的主觀故意證據不足。其次,在模具公司成立之初,鍾表公司就將自己的資金爲模具公司支付部分設備款等,可以認定鍾表公司對模具公司的財務管理,與鍾表公司參股的其他公司在財務管理上並無差別,即統一調配資金。雖然周某、黃某在鍾表公司領取工資和股份分紅,但鍾表公司屬于一種所謂的“管理機構”,無實際生産經營項目,其員工工資及股東股份分紅的資金來源于某實業公司房産的租金及向其下屬企業收取的管理費。現並無證據證明周某、黃某在鍾表公司領取工資和股份分紅與模具公司的500萬元資金轉入有直接因果關系,因而客觀上認定被告人周某、黃某謀取個人利益的證據不足。故依法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就法理而言,刑法應保持謙抑、審慎,尤其在處理企業法定代表人挪用資金案件時,對該行爲性質的認定,將會對企業正常的生産經營及企業家權益産生重大影響。挪用資金罪侵犯的法益是本單位資金的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刑法打擊的是侵犯公司權益、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爲,認定是否謀求個人利益,應將是否有利于企業發展作爲重要的衡量標准,而不應僅僅局限于從企業和股東個人之間的關系來考量。本案無論從調配資金的主觀故意還是挪用的客觀行爲上看認定二被告人構成挪用資金罪,證據明顯不足,且從我國企業經營的現狀看,在股東基本重合的私營企業集團內部,互相拆借、資金調配行爲經常存在,應受公司法規制,如均按犯罪論處,既違背社會現實,也違背立法保護所有者權益的法理,更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人民法院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依法對周某、黃某宣告無罪,維護了民營企業家的人身權益,對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煙台某制針公司、張某、申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

(一)基本案情

煙台某制針公司系經營織布鋼坯針、制針設備等的有限責任公司,張某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負責公司的全面工作;申某系該公司副總經理,負責生産和采購等工作。20113月至201212月間,經張某同意,由申某負責聯系安排,在沒有實際業務往來的情況下,制針公司通過支付票面金額8.5%手續費的方式,多次從上海某貿易公司等非法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213份並入賬,上述發票票面金額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同)20931596.05元,已抵扣稅款3558372.45元。案發後,制針公司已向稅務部門補交了涉案稅款3558372.45元,並繳納了罰款1779186.26元、滯納金1063329.61元。張某、申某在偵查人員到公司檢查賬目時,經其公司同事、門衛聯系後主動回到公司辦公室接受調查,沒有逃避掩飾,積極主動配合偵查機關的工作,並如實陳述了相關案件事實。另,二審期間辯護人提供了煙台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某管委會出具的情況說明一份,證實張某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制針公司解決了當地部分就業問題,幫助政府維護了社會穩定,是納稅大戶和重點企業。

(二)裁判結果

煙台市芝罘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制針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張某、申某作爲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爲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公訴機關指控制針公司、張某、申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鑒于制針公司及張某、申某均當庭自願認罪,且案發後已繳納了涉案稅款以及相關罰款和滯納金,依法均可予以從輕處罰。判決制針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張某、申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煙台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制針公司在沒有真實貨物購銷的情況下,讓上海某貿易公司等三家公司爲其開具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款,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張某、申某作爲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爲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張某、申某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張某、申某應認定具有自首情節,制針公司案發後已向稅務部門補繳了涉案稅款,並繳納了滯納金和罰款,應對其從輕、減輕處罰,原審判決量刑畸重,請求對張某、申某適用緩刑的理由及辯護意見,與審理查明的事實及相關法律規定相符,均能成立。同時,根據張某、申某所在的制針公司在當地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方面的情況以及本案涉及的國家稅款損失已追回情況,可對二上訴人減輕處罰,適用緩刑,以保護民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遂依據相關法律規定依法改判爲張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申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三)典型意義

人民法院應嚴格依照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打擊犯罪行爲、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本案中被告人在實施犯罪後積極認罪、悔罪,虛開並抵扣的增值稅也已補繳了滯納金和罰款,國家的稅款損失已追回。案發後,涉案企業仍正常經營並爲國家繳納了大量稅款,解決了當地部分就業問題,有效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下,要防止簡單就案辦案、機械司法,盡可能避免因爲一次犯罪行爲就造成企業的破産倒閉,努力尋找打擊犯罪和維護穩定、促進發展之間的平衡點。本案的審理正是在法律範圍內,充分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努力通過裁判行爲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爲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務和保障。

三、威海某投資公司與某數控公司“對賭協議”案

(一)基本案情

20121月,威海某投資公司與某數控公司簽訂《增資協議》,約定投資公司以其所持有的某爆破器材公司的全部股權向某重裝公司增資4000萬元,在符合約定的條件時某投資公司可以繼續持股或退出。20175月,某投資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數控公司回購其持有的某重裝公司股權,並支付股權回購款及利息37123430元。數控公司認爲某投資公司的主張不成立,因合同約定保底條款,名爲投資實爲借貸,合同應屬無效,且該公司構成違約,因此,提出反訴,要求某投資公司支付補償款、職工安置款、承擔股權轉讓前的債務共計人民幣30968438元及美金34900元。

(二)裁判結果

本案審理過程中,李某、劉某、高某申請對數控公司破産重整。由于數控公司系上市公司,爲消除退市風險,數控公司申請延期審理,通過人民法院的協調,雙方均同意延期審理。案件審理期間,合議庭經認真研究後,認爲本案中的“對賭協議”有效,並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辨法析理,雙方接受合議庭意見,某投資公司放棄要求對方支付利息的請求,在本金上也做出適當讓步,雙方庭外達成和解協議,數控公司放棄反訴請求並履行了付款義務,某投資公司申請撤訴。

(三)典型意義

“對賭協議”又稱“估值調整協議”,其核心條款通常表現爲,投資方與融資方約定目標公司需要在未來一定期間內實現一定業績或達到一定條件,一旦目標公司未達到上述約定業績或條件,則投資方有權要求融資方給付一定的現金補償或以股權回購、轉讓的方式獲得補償。“對賭協議”主要發生在風險投資、證券市場等領域,是資本運作的一種方式,對該類糾紛的依法審理,將對企業的資本運作産生正確的導向作用。本案中,人民法院通過證據交換,查清基本事實,在此基礎上對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增資協議》准確定性,不輕易否定新型交易方式和交易結構的合同效力,消除當事人對合同效力的疑惑,引導當事人的資本運作依法有序進行,最大限度地鼓勵市場交易,優化了企業營商環境。

四、許某訴鍾氏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57月,許某與鍾氏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合同,鍾氏公司租賃許某私人所有位于威海市區的樓房一套,合同簽訂後,鍾氏公司在租賃場所開辦了酒店,並投資500多萬元對租賃樓房及所屬院落進行了重新改造裝修,添置了電梯、空調等設施。酒店于20179月正式營業,至20185月,鍾氏公司尚拖欠許某2018年度租金 47.5萬元未付。後許某與鍾氏公司及實際控制人鍾某、李某又簽訂補充協議,約定鍾某、李某對鍾氏公司拖欠的租金及利息、違約責任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尚欠債務以每月分期付款的形式結算。如任何一期未按約定履行,許某有權解除租賃合同,承租方返還樓房,酒店內的所有裝修、電梯、空調無償歸出租方所有。20186月,鍾氏公司、鍾某、李某未按約定支付租金,許某將其訴至威海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二)裁判結果     

威海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雙方在合同中約定了解除合同的條件,即逾期交付租金超過兩個月,原告有權要求解除合同。但解除權人行使解除權帶有法律權利的性質,在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後,解除權人可以選擇解除合同,也可以選擇繼續履行合同。原告未履行向被告發出解除合同通知義務,不符合合同法相關規定,因而不産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被告裝修的酒店投資約500萬元,而與原告簽訂補充協議時拖欠租金爲47.5萬元,雙方約定解除合同後房屋內的裝修、電梯、空調無償歸原告所有,明顯高于其實際損失。訴訟中對于欠付的租金,被告已攜帶款項和房産證等主動要求支付,有積極履行合同義務的態度和行動,但原告拒絕被告的履行請求,要求按補充協議約定,確認出租房屋的裝修、電梯、空調等歸其所有,有違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從合同目的來看,如僅因被告履行瑕疵導致合同解除,不僅不利于維護合同的穩定性和交易安全,而且酒店停業勢必給原、被告造成較大損失,更不利于原告租金利益的實現。綜上,駁回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按現狀返還租賃物及確認酒店內裝修、電梯、空調等無償歸原告所有的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

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實踐中,發生租賃合同糾紛,出租方爲了實現自身利益,往往對拖欠租金的違約責任約定相對嚴苛,一般規定如逾期拖欠租金達到一定時間,出租方有權解除合同。根據意思自治原則,該約定一經雙方同意達成合意,形成契約,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法院在審理此類糾紛時,應當嚴格審查解除合同的法定條件和約定條件,審慎裁判。處理此類案件時,應當綜合分析承租方的違約原因、違約程度、對違約過錯的認識態度、因違約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程度、是否采取彌補措施等,而且還應綜合評估承租方的經營狀況、解除合同的後果、對雙方造成的經濟利益風險等,以確定是否必須解除合同。本案中,酒店投資巨大,開業不足一年,資金周轉困難符合常情,雖然投資方拖欠租金構成違約,根據租賃合同及補充協議的約定,出租方有權解除合同,但如判令解除合同,將導致酒店停止營業,勢必給原被告均帶來較大損失。綜合考慮本案實際,“蓄水養魚”更有利于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問題的實質性解決。

五、某重工物資公司與某貿易公司企業借貸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710月,甲公司與某貿易公司簽訂鐵礦石買賣合同一份,約定貿易公司購買FMG 16DMT,單價暫定爲335.71/噸,合同簽訂後,貿易公司向甲公司支付保證金6 478 058.88元。20181月,某重工物資公司與乙公司簽訂《鐵礦石采購合同》一份,約定重工物資公司接受乙公司委托,向乙公司指定的供貨商甲公司定向采購FMG塊礦91 314(±10%)濕噸並銷售給乙公司,由重工物資公司代乙公司與甲公司簽訂采購合同,含稅單價爲282.54/濕噸,總金額爲25799 857.56元。乙公司于2018123日前將全額貨款的20%(即516萬元)作爲定金以現款形式支付給重工物資公司。同日,甲公司與某重工物資公司簽訂鐵礦砂買賣合同,約定重工物資公司向甲公司購買鐵礦砂(FMG塊)91 314(±10%)濕噸,含稅單價277/噸,價稅合計25 293978元。

2018123日,乙公司與某貿易公司簽訂《鐵礦石代理采購合同》一份,約定乙公司接受某貿易公司委托,向某貿易公司指定的供貨商甲公司定向采購FMG塊礦91 314(±10%)濕噸並銷售給買方,由乙公司代某貿易公司與甲公司簽訂采購合同,含稅單價爲282.54/濕噸,總金額爲25799 857.56元;某貿易公司于2018123日前將全額貨款的20%(即516萬元)作爲定金以現款形式支付給乙公司。

上述合同簽訂後,某貿易公司于2018123日向乙公司付款516萬元,同日乙公司將516萬元轉至某重工物資公司,重工物資公司于2018124日向甲公司付款25 293 978元,甲公司收款當日向丙公司發出放貨通知,要求將拉維尼亞輪FMG塊(原礦)91 314噸交與某重工物資公司,丙公司出具收貨證明和貨物港存清單,確認某重工物資公司在日照港存鐵礦石91 314噸。

(二)裁判結果

日照市東港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某重工物資公司與乙公司于2018119日簽訂了鐵礦石采購合同,甲公司與某重工物資公司于2018119日簽訂了鐵礦砂買賣合同,乙公司與某貿易公司于2018123日簽訂了鐵礦石代理采購合同,三份合同涉及各方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及合同效力的判斷,應統一整體考量,上述三份合同雖然合同名稱不同,但合同標的物均爲FMG塊礦91 314(±10%)濕噸,差別主要在于價款不同且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實際是某貿易公司通過甲公司低價賣出,再通過乙公司高價買回,本質上是某貿易公司以甲公司、乙公司爲中介向某重工物資公司借貸資金,貿易公司爲實際借款人,重工物資公司爲實際出借人,鐵礦石采購合同中約定的單價282.54/濕噸與鐵礦砂買賣合同中約定的單價277/噸的價差5.54/噸實爲利息,因此上述三份合同均無真實的買賣及委托采購意思表示,均應認定無效。合同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産應當予以返還。貿易公司要求重工物資公司返還定金516萬元應予支持。重工物資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根據一審及二審查明的合同,重工物資公司實際不關注貨物本身,並無真實的買賣意圖,屬墊資型托盤交易。每宗托盤交易均涉及數家公司,由數家公司間數個合同共同完成,每兩家公司間的合同都是整個托盤交易其中一個環節,一審對相關合同作統一整體考量並認定合同無效正確。另依據合同法及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的有關規定,本案貿易公司與重工物資公司所達成的借貸協議也應認定無效。合同被確認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産,應予返還,貿易公司請求返還已交付的516萬元應予支持。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某重工物資公司是國有企業,某貿易公司是民營企業。墊資型托盤交易中,買方一般都是缺少資金而又難以獲得融資的民營企業,托盤方一般都是大中型國企,個別國企利用其獲取銀行貸款和資金充裕的優勢從事托盤業務,長期、多次、經營性從事托盤交易,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融資服務,並以此獲取收益,屬于擅自從事金融業務活動,具有“影子銀行”和貸款通道性質,規避了國家金融管制,放大了金融風險,危害金融安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在企業借貸糾紛案件中,許多名爲買賣或代理采購合同,實爲借貸合同,人民法院要明確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須正確、全面判斷各方當事人之間的交易關系、合同性質及效力問題,這直接決定案件性質、法律關系的准確把握。本案通過查明真實法律關系,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通過司法手段避免了因大中型國企違反金融監管秩序而對本就資金困難的民營企業所造成的損害,維護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營造了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

六、某中國銀行支行與某食品公司保證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495日,某中國銀行支行與第三人某能源公司簽訂2014年高額字006號《授信額度協議》,約定支行向第三人提供金額爲三億伍千萬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第三人可以在不超過本協議約定的各單項授信業務的額度範圍內按照循環方式使用相應額度;授信額度的使用期限爲自本協議生效之日起至2014930日止;對于該債務,雙方同意由某食品公司等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同日,支行還與某食品公司簽訂2014年高最保字第037號《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本合同所擔保債權之最高本金余額爲人民幣4 500萬元整。

2014929日,即信用證到期日,某中國銀行支行對外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5 006 882美元。第三人未能足額付款,支行以第三人繳納的保證金償還6 202 695.18元墊付款。20141030日,支行將剩余457304.82元保證金退回第三人。剩余400萬美元墊付款,開證申請人即第三人未能足額付款。2014929日,雙方簽訂2014年高進押字026號《進口押彙申請書》,該押彙申請約定:押彙金額爲400萬美金。20141223日,押彙到期,第三人未償付押彙款及利息,各保證人亦未履行擔保責任,支行遂起訴要求食品公司承擔保證責任。

(二)裁判結果

日照市東港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某中國銀行支行與某食品公司之間的保證合同關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予以確認。然押彙期限屆至,第三人未按約歸還全部押彙款,顯屬違約,按照保證合同約定,支行有權要求食品公司承擔保證責任。某中國銀行持有信用證項下提單,對該提單享有質權。但支行將信用證項下提單交付第三人的行爲,應視爲其對提單權利質押權的放棄。支行放單後,未將該事實通知某食品公司,食品公司亦未明確在此種情形下,仍對訴爭進口押彙業務承擔保證擔保,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二百一十八條規定,食品公司應在某中國銀行支行放棄權利質權範圍內免除擔保責任。按照兩份協議約定,考慮到溢裝部分,該鐵礦石價值應爲5 016 000美元其貨值已經超出第三人欠付某中國銀行支行的押彙款本息,食品公司應當免除保證責任。某中國銀行支行要求食品公司就訴爭押彙款本金400萬美元及利息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駁回某中國銀行支行的訴訟請求。

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涉案《授信額度協議》約定,一旦某能源公司違約危及某中國銀行支行的債權安全,支行有權行使擔保物權,以及約定進口開證必須落實第三方監管。押彙借款在本質上屬于信用證墊款所形成債務的一種延續,且授信額度協議及附件並未約定能源公司可在押彙前向某中國銀行支行申請持有單據,故支行于押彙前提前放單,且放單後未按照授信額度協議約定委托第三方對貨物進行監管,而是放任貨物由能源公司處置,處置所得亦未用于清償押彙款,故該放單行爲既是放棄了開立信用證合同項下質押權,也是放棄了押彙借款合同項下質押權。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的“授信額度協議以及項下單項協議的變更,無需征得保證人同意,保證人仍對變更後的主合同承擔保證責任”,僅是針對主合同變更後保證人責任的約定,並不涉及債權人放棄物的擔保的情形,支行不能以此爲由要求食品公司承擔保證責任。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准確地把握了雙方爭議的焦點,通過層層調查,在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精確地還原了各當事人之間存在的法律關系。在逐步分析,慎重考慮過後,認定支行將信用證項下提單交付第三人的行爲,應視爲其對提單權利質押權的放棄。食品公司應在支行放棄權利質權範圍內免除擔保責任。本案的審理過程中,充分彰顯了人民法院平等保護的司法理念,既充分維護了金融債權的安全,又對作爲保證人的民營企業某食品公司權益給予保護,避免讓企業背上沉重負擔,有力的促進了食品公司在後續經營過程中的良好運轉,增強了民營企業對司法認同感、獲得感。該案判決生效後,當事人自動履行了判決確定的義務,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同時,通過個案判決進行辨法析理,爲民營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如何合理地維護自身權益,如何誠信守責提供了良好的範本,人民法院司法判決發揮了應有的指引作用。

七、濟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合並破産和解案

(一)基本案情

濟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1年,主要生産冷凍飲品、糕點等,濟南某實業有限公司是該食品有限公司投資的關聯企業。經過近40年的發展,兩公司成爲年生産能力超8萬噸,年産值達8億元,擁有7000家零售網點的行業龍頭企業。企業蓬勃發展的同時,積累大量房地産用于經營或出租。後因兩公司互保聯保、對外擔保導致資金鏈斷裂,于2015年底被迫停産。企業資産被多家法院查封凍結,面臨拍賣抵償擔保之債的境地,經市政府成立專門清算小組進行清算仍無法解困。201695日,濟南中院裁定受理債權人對兩公司的破産清算申請,該案涉及債權人總計840余戶,債權總額8.7億元,其中僅企業向職工、家屬及其他個人借款金額即高達5億余元。進入破産程序前,部分債權人通過各種手段向企業及實際控制人追討債務,民間矛盾極爲尖銳,在社會上造成了廣泛的不良影響。

(二)破産和解情況

針對兩公司現實情況,繼續實施破産清算,勢必造成企業主體的消亡、知名品牌的消失,同時也會導致債權人清償比率低、職工失業等一系列問題。在充分論證企業資産現狀、債權人需求和職工就業等因素後,濟南中院經與管理人、企業負責人共同研究,最終確定了兩公司合並和解的努力方向,實施“瘦身式和解”方案,即剝離債務人非核心資産,戰略性處置兩公司不動産用以清償債務,僅保留核心生産線以保障公司暢銷冷食生産銷售的核心競爭力,最終實現企業瘦身並擺脫債務泥潭的目的。經共同努力,20171017日,濟南中院裁定認可兩公司合並和解協議。曆時一年一個月,合並和解最終取得成功,實現了840余戶債權人權益最大化,保障了職工利益,挽救了知名企業。

(三)典型意義

本案中,濟南中院注重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創新適用破産和解程序,提升企業償債能力,保存核心生産力,剝離非主營資産,高比例清償債權,實現了企業整體脫困重生。破産和解程序的適用,能夠延續企業文化,保持企業股東、管理層、職工的整體穩定,避免破産重整中新投資者與原企業員工的基因排異,具有程序便于操作、無須分組表決,司法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該案是關聯企業合並破産的有益嘗試,也是運用法治化、市場化思維挽救有價值企業的有益探索,實現了相關利害關系人多方共贏,有力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一案件的成功處置,對于人民法院正確適用破産和解程序,幫助企業提升償債能力,實現企業整體脫困重生具有典型意義。

八、山東某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破産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山東某建工公司是一家擁有國家建築施工總承包一級資質,鋼結構、裝飾裝修一級資質等多項專業資質的建築施工企業。因自身金融借款及對外擔保債務到期,債權人紛紛起訴,導致銀行賬戶、房産、土地、設備及應收賬款被查封,處于停止運營歇業狀態。截止2016331日,某建工公司資産總額爲人民幣237191851.16元,負債總額爲人民幣767158243.89元,已嚴重資不抵債。2016425日,山東某鐵路器材公司以某建工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産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爲由向淄博中院申請對某建工公司進行重整。2016516日,淄博中院依法受理某建工公司破産重整一案。

(二)破産重整情況

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某建工公司破産重整一案後,通過電腦輪候隨機的方式指定某律師事務所爲某建工公司管理人。爲維護廣大債權人合法利益,實現債務人持續經營,管理人根據債務人自身情況,制定了切實可行的重整方案。一是管理人根據某建工公司審計、評估確定的資産狀況及債權確認情況確定債權擬依照破産程序所能獲得的清償比例;二是某建工公司重整後主體資格不變,引入戰略投資人,由戰略投資人出資,以管理人確認的清償率爲基礎,適當提高清償率後,以現金方式一次性清償全部債權;三是戰略投資人在出資清償債權的同時向某建工公司注入不少于3000萬元的流動資金,解決某建工公司喪失銀行融資渠道後帶來的缺乏流動資金又無力彌補的困境;四是戰略投資人受讓某建工公司全部股權後深入參與該公司的經營管理,通過精簡機構和引進人才的方式提高該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競爭能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依托政府政策成立企業重組專項基金對具有挽救價值的民營企業進行破産重整的典型案例。一是在建築施工企業破産重整中,保留建築施工企業的殼資源,並對項目部的資産和債務進行了“分離式處置”,既有助于有效利用企業的建築施工資質,又有利于盤活企業現有資源,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二是在本案中,在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積極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要求下,依托上述政策規定,由企業所在地人民政府與當地金融資産管理公司合作成立企業重組專項基金,一方面作爲重整投資人,參與企業破産重整,爲重整工作順利開展奠定資金和信譽基礎;另一方面,用于收購銀行債權,有利于化解區域金融風險,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優化布局。

九、某開發公司訴某縣人民政府、某縣國土資源局行政補償案

(一)基本案情

2009520日,某市國土資源局批准了某縣國土局報送的《關于某縣某鄉某村等2村土地開發項目的立項申請》。某開發公司投入資金對該項目實施土地開發整理。後經某縣人民政府批示,某縣財政局給該公司撥付工程施工費2884 049.39元。涉案項目共計新增耕地1802畝,20141023日,縣國土局將新增耕地指標中的1000畝調入濟南市國土資源局占補平衡系統,剩余802畝新增耕地指標由縣政府和縣國土局繼續使用。縣政府和縣國土局在涉案項目新增耕地指標中累計收益78531017.5元。某開發公司向縣政府和縣國土局申請辦理802畝新增耕地指標的轉移使用手續未果,提起本案行政訴訟,請求按照涉案項目新增耕地指標收益比例向其支付土地開發整理補償款。

(二)裁判結果

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爲,涉案項目系經縣國土局申請立項,某建設公司投資施工,某市國土資源局出具驗收意見,某縣財政局向某建設公司的代收款單位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撥付施工款項。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魯政辦發(200424號《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開發整理複墾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魯政辦發(200424號文)中關于“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土地開發整理複墾工作的積極性,對企事業單位和個人自籌資金進行規模土地開發整理複墾的,新增加的耕地指標和折抵、置換的建設用地指標,經複核認定後,可歸投資者所有,實行有償轉讓”的規定,只是規範性文件中的倡導性意見,不具有強制性。況且新增加的耕地指標和折抵、置換的建設用地指標如何分配,需要雙方作出明確約定。本案中,原告某開發公司與被告縣政府、縣國土局未就涉案項目達成行政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被告縣政府、縣國土局依約、依法均沒有爲原告廣和規劃公司辦理802畝新增耕地指標轉移使用手續及對其支付已轉讓的1000畝新增耕地指標轉讓價款的義務或職責。原告某開發公司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駁回某開發公司的訴訟請求。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某開發公司投資實施了涉案土地開發整理項目,縣政府和縣國土局從涉案項目新增耕地指標中獲取了收益,雖然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未通過協議的方式進行約定,但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土地開發合作關系。根據行政法上的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結合有關法律規定和政策精神,某開發公司應當享有新增耕地指標及轉讓的收益權利。參考合同法關于合同約定不明情況下的補救原則,並結合土地整理的投資成本、難易程度、交易習慣、社會現狀、政策屬性等因素綜合考量,確定縣政府和縣國土局向廣和公司補償的收益數額爲涉案項目新增耕地指標收益的20%左右爲宜,這樣既符合社會資金參與土地整治活動“誰投資、誰受益”的基本原則,又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遂判決縣政府、縣國土局向廣和公司補償12822154.11元。

(三)典型意義

行政法上確立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機關而根據其政策指引或行政指導作出一定的行爲,其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便是信賴保護原則的內涵所在。從監督行政權、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政策和相關法律規定精神全面落實的要求考量,民營企業基于對行政機關的信賴而獲得利益的正當權利應當受到保護。本案中,政府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土地開發整理,並確立了“誰投資、誰受益”的基本原則,人民法院依法判決政府向民營企業進行補償,推動了相關政策落地見效,取得了惠民安商的良好效果,讓民營企業真正有了政策獲得感、財富安全感。

十、某生物科技公司訴某市國土局土地挂牌出讓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45月,某生物科技公司與某街道辦事處簽訂《投資項目協議書》,約定該街道辦事處向該公司提供涉案土地用于新型抗生素替代産品相關項目。20152月,該生物科技公司通過挂牌出讓方式競得涉案地塊,並與某市國土局簽訂了《成交確認書》,約定該公司應在規定時間內辦理完報批手續,並簽訂出讓合同,若逾期不簽訂,市國土局有權取消其競得資格,競買保證金不予退還。同日,某市國土局某區分局受市國土局委托與該公司簽訂《土地交付確認書》,第二條第五項約定:符合土地交付條件,地塊內所有建築物、構築物、附著物均已消除幹淨,現爲“淨地”。某生物科技公司未按規定時間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某區國土分局遂取消其競得資格,不予退還競買保證金。該公司主張其未按期簽訂合同的原因是涉案土地上空有六根高壓線,導致其無法辦理規劃手續開工建設,故提起訴訟要求確認挂牌行爲無效。

(二)裁判結果

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在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問題上,國務院相關部門多次明確發文要求,土地挂牌出讓前必須做到淨地出讓。根據《招標拍賣挂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某市國土局作爲出讓方應當將土地的空間範圍的現狀予以明確告知競買人,且在《土地交付確認書》所規定的土地交付條件中明確交地標准爲符合土地交付條件,地塊內所有建築物、構築物、附著物均已清除幹淨,現爲“淨地”交付,某市國土局作爲當地負責土地開發建設與管理的政府職能部門,理應了解並嚴格地遵守相關政策和法律要求,應當清楚將尚不符合條件的土地進行出讓,既違反相關政策和法律,也將會侵犯競得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某市國土局的交地標准亦應爲淨地交付。而該院在案件訴訟過程中到涉案土地現場勘查時發現土地上空仍有六根高壓線通過,致使某生物科技公司不能建設生産用廠房設施,不能實現競買涉案土地的用地,導致參加招拍挂的目的不能實現,因此涉案土地並不符合淨地交付標准。土地是否屬于無權利瑕疵的淨地,涉及到受讓人合同目的能否順利實現,也是土地使用權招拍挂過程中的重要內容,如實進行告知和披露是出讓人的一項主要義務。某市國土局主張其交地義務已爲淨地交付,缺乏法律依據,不予支持。遂判決確認某市國土局招拍挂行爲無效。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創新驅動型民營企業是新動能的生力軍,支持此類企業研發生産,是培育壯大新動能的重要著力點。政府要充分發揮作用,優化服務理念,規範管理行爲,特別是土地等重要生産要素的供給等行爲,爲新型民營企業的落戶和快速成長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本案中,某街道辦事處引進了抗生素替代産品研發這一創新型項目,是民營企業采用新技術、進軍新産業的典型代表,國土資源部門應按照《閑置土地處理辦法》的規定,依法提供符合動工開發基本條件的土地,推進項目的順利進展。根據雙方在《土地交付確認書》中的約定,交地標准爲“淨地交付”,但國土資源部門實際交付的土地並非“淨地”,其上方存在阻卻開工建設的高壓線,因此而導致的法律後果不應由企業來承擔。人民法院判決確認市國土局挂牌行爲無效,維護了涉案企業的合法權益,對其他潛在的市場主體提供了明確的預期,優化了市場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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